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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這是谷川俊太郎第六次來到中國。這位日本詩壇巨匠在中國的這次旅行依然馬不停蹄：3月28日，他和長子谷川賢作在北大舉行詩歌朗誦兼鋼琴演奏會，次日，他又在第二屆“21世紀鼎鈞雙年文學獎”上折桂。
3月28日，春風沉醉的夜裏，和一位日本詩壇的巨匠漫步在北大校園裏的感覺似乎有點不可思議，更何況陪伴著我們的還有另外一位中國的詩人，也是谷川先生詩集的譯者田原。
谷川俊太郎的形象倒沒有他在人們心目中那麼高大，這位有點瘦小的老人剛參加完與其長子、鋼琴演奏家谷川賢作的共同演出，他似乎還沉醉在剛才朗誦的詩的境界裏，“世界是一張晴空般的地圖/人無居所/最終我也成了流放者”。對於一個74歲的老人來說，他的腳步顯得異常地輕快，從百年大講堂到勺園賓館的路程，只走了十分鐘，當他步入勺園咖啡館的時候，輕鬆的腳步聲裏甚至帶著點孩童般的無憂無慮，就像在剛才的演出謝幕時，在兒子的一再催促下，他突然不知道從觀眾席上的何處鑽出來，三步兩步跳上了臺，卻顯得分外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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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國的危機
新詩越來越被人漠視，寫詩的人遠多於讀詩的人，號稱成千上萬的民刊大多是詩人們自慰的角落，有廣泛影響的詩人或廣為流傳的詩人非常之少甚至幾乎沒有。即使所謂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爭論帶來的表面繁榮，也掩蓋不了新詩圈子化、邊緣化的總體趨勢。中國這個曾經號稱千年詩國的國度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國是日本的兄長般的國度
新京報：請問這是你第幾次來到中國呢？在你詩集的序言中，你提到了和中國相關的一些東西，中國在你印象中是一個怎樣的國度呢？
谷川俊太郎：這是我第六次來中國，我在1999年之前就來過中國，那時候主要是來觀光。我覺得中國是像日本的兄長一樣的國度，日本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日本的文字也是從中國傳來的，所以我覺得中國和日本有著很深的文化淵源，中國比日本人的想像更為廣闊，我並不是指這個國家的強盛，而是說中日之間的關係有點類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我非常喜歡中國，很小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家起居室的古玩架上，放著一個我母親買的中國宋瓷娃娃，我對中國的印象就是從那裏開始的。我最好的中國朋友是一位從事對日本廣播的女士，不幸的是，她今年年初剛剛去世。我和田原先生是1999年認識的，他自己也是詩人，能為我翻譯詩，我感到非常高興。在日本詩歌的傳統中，也受到了中國漢詩的影響，我從小就學習漢詩，它自然對我的詩歌也有一些影響。在中國旅行的時候，我接觸到的一些中國的風景和當地的風土人情，也給過我一些靈感，有5、6首是我在中國旅行的過程中完成的。
新京報：你從17歲開始詩歌創作，是在什麼樣的一種契機下開始寫詩的呢？哪些人對你的詩歌創作影響最大？
谷川俊太郎：在17歲的時候，我是受到友人北川幸比古等人的影響，才開始喜歡詩歌的，之前對於詩歌並沒有太大興趣。但如果要說誰對我的詩歌影響最大，不太好說，除了詩人之外，我還受到一些思想家的影響，像宮澤賢治的自然主義思想，永瀨清子對我的影響也很大，其他還有自然的風景給我的啟示等，但談不上單獨的個人對我的影響。我幼年時在群馬縣的山林中度過，我對塑造了我童年記憶的那個環境記憶猶新。
母親給我的愛，也是我詩歌靈感的一個來源，父母對我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我父親（日本哲學家、文藝理論家谷川徹三———編者注）年輕的時候也喜歡寫詩，除了學問的世界外，他對文學也非常關心，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文學家，而且第一個看我的詩的人就是我父親，我的第一本詩集《二十億光年的孤獨》就是我父親的朋友三好達治幫助我出版的，我由此才踏入了詩的世界。
新京報：除了寫詩之外，你還翻譯過不少英文作品到日本，其中有不少獲獎。有人說，翻譯是對文學作品的一種破壞？
谷川俊太郎：確實有這樣的說法，有一位義大利詩人就曾經說過，翻譯是對詩歌的背叛。
音樂和詩歌是般配的
新京報：在1996-2002年的七年間，你為了配合兒子的演出，在日本國內進行詩歌朗誦巡迴演出，沒有和詩歌的媒體打太多的交道，這段時間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田原說你在嘗試一次新的出發，是這樣嗎？
谷川俊太郎：對，從1996年開始，確實有七年的時間，我在參加演出的同時，也一直在寫詩，寫了大概有2300首詩，2004年在中國出版了我的詩選，就是從中挑選出來的一部分。但我的詩並不是為了演出而特別創作的。
新京報：你經常與兒子一起，用他的音樂和你的詩歌朗誦一起表演，剛才的演出現場也確實很感人，在你看來，詩歌與音樂是什麼關係？
谷川俊太郎：兩者的關係很微妙。音樂是很獨特的東西，人類在還不會使用文字時，就已經懂得了音樂，所以我覺得音樂和詩歌放在一起，是非常般配的。我在很小的時候，跟母親學過鋼琴，但遺憾的是，現在已經不會了，我的孩子也是因為自己對音樂非常愛好，他從初中開始就迷上了音樂，到高中畢業的時候，他表示不想去上大學，只想從事與音樂相關的工作，所以就選擇了音樂的職業生涯。如果要說我的詩歌和他的音樂之間的聯繫的話，作為父子，我們的東西確實是有一些關聯的，在有些感覺方面是很相似的，但不是一種直接的影響，他不怎麼讀我的詩，而是喜歡自己唱歌，自己寫曲。我在寫詩的時候，是有意識地為了便於朗誦而寫的。
詩不再盛行，這是世界性問題
新京報：你的新詩集中，收錄的詩風格差異很大，你是在努力嘗試不同的風格嗎？
谷川俊太郎：是的，我的新詩中有不少風格迥異的作品。我是一個容易厭倦的人，一旦老按照一個套路寫作，自己就會厭倦，覺得這樣非常無趣，所以我會換一種風格。這樣我就會自然而然地用不同風格寫作，這些風格會相互迴圈。但我自己覺得不管怎麼寫作，我自己的風格沒有大的變化。我早期的作品可能還有一些是在追求自己的風格，比如是用說話的語言在寫詩，但現在我寫詩，基本上是根據對象來寫，如果是給兒童的雜誌寫的詩，我儘量用兒童能懂的語言來寫，如果是女孩子喜歡的雜誌或者報紙，我就儘量用女性喜歡的語言來表現，也許這些可以說是不同的風格吧。我的新詩集裏有不少短詩，我是有意識地在寫一些短詩，使用了區別於日常生活的語言，我特意採用了一種沉默的寫作方式。其中有不少關於人性和生命的內容，在我看來，人不過是宇宙中的一個生物而已。
新京報：在中國，現在不是一個詩非常盛行的年代，你對此如何看待呢？
谷川俊太郎：這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整個世界共同的問題，應該說跟當今的時代有關係吧。詩歌主要在那些政治上還不太自由或經濟上還不太發達的國家流行，它主要作為一種反對性力量存在。但在日本這樣的國家，政治上已經比較自由了，可以隨意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詩歌已經不具有這樣的力量了，在中國也是如此，詩歌曾經流行過，但現在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詩歌的力量已經逐漸地被小說，甚至漫畫等等取代了，這和日本有點類似。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裏，如果想寫出高品質的詩，可以經常去旅行，去看看電影，去聽聽音樂等等，古代的詩歌有不少精粹，但現代的詩歌重復的比較多。
最重要的是有一顆詩的心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自己經常不知道怎麼寫詩的開頭？
谷川俊太郎：從理想的狀態來說，如果能有靈感寫詩，當然最好了，但我寫詩很多時候是應邀之作，沒有辦法等待，必須趕在截稿之前完成。但有時候我一直到了截稿時間，腦子還是一片空白。我現在的寫作習慣是要等自己變得冷靜、理性了，再寫詩。最好的狀態是我什麼也不想，自己進入了好像神靈般的狀態，語言就源源不斷地從我的腦子中涌出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顆詩的心。
新京報：你個人的情感經歷和家庭生活對你的詩歌創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呢？也就是說，情感的多產與詩歌的多產有必然聯繫嗎？
谷川俊太郎：我自己的感情經歷和家庭生活，對我寫詩過程中的情感肯定是有影響的。但是如果日常生活中的語言不和詩的語言區分開的話，那詩一定不會是好詩。詩是虛構的。寫詩的方法必然也是虛構的，詩人的實際生活和詩的內容是不同的，但讀者容易把詩人與詩中的形象等同起來，如果我在詩中寫悲傷的情感，讀者會認為詩人很悲傷，如果我寫詩歌中的失戀，讀者會認為詩人失戀了等等。其實如果不虛構的話，是沒有辦法寫詩的。但寫詩的時候的感情，又是很微妙的。詩中的喜怒哀樂與詩人實際生活中的喜怒哀樂是不同的，詩人在很悲傷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寫詩的。只有自己變得清醒、理智，能夠控制自己情感的時候，才能寫詩，儘管這種悲傷的情感詩人可能經歷過。
“詩是一言難盡的”
新京報：你在書中說過，詩歌是需要品味的，中國和日本詩歌的區別就像中國菜與日本料理的區別一樣，中國詩歌和日本詩歌的區別到底在哪呢？
谷川俊太郎：可能是如我所說的，也可能是誤解。田原把我的詩翻譯成了中文，中國人可能比較喜歡味道重一點的詩，喜歡用語言來強調、突出詩，喜歡在詩中表現強烈的感情，日本人則喜歡需要細細品味的、比較淡的詩，甚至有些沒有在語言上表達出來。
新京報：你今年74歲，有著50多年的詩歌寫作經歷，有人稱你是日本現代詩的松尾芭蕉，在你看來，詩是什麼呢？
谷川俊太郎：對於這種說法，我不太敢當（笑），因為松尾芭蕉是一位偉大的詩人。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詩的話，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回答，但對我來說，詩是一言難盡的。有很多人問過我這個問題，我覺得詩的形式是很豐富的，可以用不同手法來表現。
三四年前我寫過一本叫《詩是什麼》的書，書中提到的主要是日本的詩，也有中譯本。我在書中列舉了很多值得品味的詩，說明詩可以有很多種理解，詩有這麼多類型，可以用這麼多手法來表現，有些表現的是區別於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有些表現的是超越人類認識極限的情感。
如果把詩的概念觀念化的話，我不太同意。詩與其說是觀念，不如說是實際形態，比如說，提到俳句，我就舉了松尾芭蕉的詩為例，希望讀者從這些詩中慢慢體會。所以說，詩是一言難盡的。
本報記者 文瓊
本報實習記者 秦斌 攝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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