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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國作家、批評家，著名女權主義者，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理論批評家之一。她的寫作領域廣泛，以其才華、敏銳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著稱。著作主要有《反對翻譯》(Against Interpretation)，《激進意志的風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論攝影》(On Photography)，《艾滋病及其隱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和小說《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等，曾被譽為“美國最智慧的女人”。
蘇珊·桑塔格也許是當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爭議的人物。面對桑塔格，思想界被一分為二：崇拜她的和憎恨她的。像很多歷史名人一樣，桑塔格擁有一大堆桂冠，比如“美國公眾的良心”、“文學批評的帕格尼尼”等等。但是，美國流行的保守派刊物《新共和》設問：本·拉登、薩達姆和桑塔格有什麼共同之處？答案是：三個人都要摧毀美國。兩年多來，桑塔格不斷收到恐嚇信與恐嚇電話，很多電臺不願意請她去做訪談，很多刊物對刊登她的文字顧慮重重，她七十歲的華誕也喪失了以往賓客盈門的熱鬧。
從天才到精英
桑塔格1933年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她不僅風姿秀美，而且天性聰穎。16歲就進入芝加哥大學，在施特勞斯和布爾克指導下攻讀哲學、法文和文學。22歲獲英文學與哲學碩士學位。然後在哈佛大學傑出的哲學史家蒂利希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畢業後，前往法國研究存在主義。26歲回到紐約，在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宗教學。
在紐約，桑塔格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1963年，她在名氣很大的出版社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慈善家》，贏來了讚譽與妒忌。同時，她給當時頗有影響的文藝評論雜誌《黨派評論》撰寫文章。《關於坎普的札記》一文使她一夜之間聲名鵲起。這篇隨筆與其他幾篇這個時期的文藝評論後來被收入標題為《反對闡釋》的文集，成為桑塔格最重要的著作。
1977年，她出版了對新聞攝影的思考《關於攝影》；1978年，她總結自己罹患乳腺癌的經驗，發表了《疾病的隱喻》；作為續集，1989年她又寫成了《艾滋病與它的隱喻》；1992年，出版了熱銷書《火山情人》；2003年發表小說《在美國》，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去年又發表了她對新聞攝影的新思考《關懷他人的苦難》。
桑塔格很早就與歐洲文化結下了緣分。幼年時，她崇拜居裏夫人，14歲上拜見了德裔文豪托馬斯·曼。大學裏攻讀法文，畢業後就來到了巴黎。桑塔格在法國感受了歐洲大陸文化的熏陶，啟蒙運動的精神與左派自由主義從此成了她思維與寫作的出發點。她的第一部小說《慈善家》明顯受到了法國“新小說”的影響，離開了傳統小說的結構框架，摻入了很多散文隨筆的片斷。桑塔格一生的創作都徘徊于小說與隨筆這兩種體裁之間。
弱者的律師
桑塔格對戰爭的態度最能表現她對社會、人生與政治的觀點。在接受德國《明鏡》週刊採訪時，桑塔格明確地說：“我不是和主義者。”但是，60年代末期，桑塔格對越南戰爭的嚴厲譴責看起來的確很像和平主義。不過，塔格並沒有一開始就對越南戰爭抱有抵觸情緒，這一點使她不同於很多同時代的左派知識分子。她對越南戰爭的懷疑開始於她對新聞媒體的懷疑。美國雖然新聞自由，但是，由於美國尋求國際霸權的外交傳統，新聞界一直存在著一種奇怪的“愛國主義”，種自覺的約束，一種來自內部的新聞檢查。這些導致了當時美國媒體對越南戰爭的報道明顯的偏向性。
為了去掉媒體這一層濾色鏡，桑塔格決定親自到越南進行實地考。1968年，她應北越政府的邀，在那裏逗留了兩周。回國之後寫下了引起嚴重爭議的旅行日記《河內之行》。批評桑塔格的人們並不否認她所記錄的實事，但是認為她接受北越共產黨政權的邀請，意味著對美國的背叛，對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的背叛。與此同時，桑塔格獲得了逐漸壯大的左派自由主義運動的支援，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9·11事件發生後，正在柏林講學的桑塔格發表了題為《強大幫不了我們的忙》的短文。她在文章中指出，那些駕機自殺的極端伊斯蘭分子絲毫也不像西方媒體異口同聲所說的那樣“怯懦卑鄙”，而是很勇敢的。而且，她不同意媒體流行的觀點，認為這個襲擊是對自由世界的打擊，而是美國外交政策後果。這篇僅僅幾百字的短文在美國遭到了公眾與體一致的譴責。
作為絕對少數，頂著來自各方面的抨擊，甘冒“不愛國”的罪名，桑塔格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成了布希總統最嚴厲的批評者。在戰爭即將爆發之前，桑塔格對《Der Spiegel》週刊說：“9·11之後的口號：我們站在一起。對於我，這意味著：要愛國，不要思考！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于桑塔格對思想文化的出色貢獻，更由於9·11之後她對布希政府與美國媒體的批評，2003年獲得了德國書業界和平獎。
新丹蒂主義
 桑塔格喜歡以小說家自詡，但是，她的名著幾乎是文藝評論與思想哲學隨筆札記。她的成名作《Noteson Camp》就是一篇出色的札記。Camp（坎普）不是桑塔格的創造，但是，今天談起20世紀的文化史，人們都會自動地將坎普與桑塔格的名字聯繫起來，好像這是她的專利似的。坎普是20紀50、60年代出現在美國的一種文化現象。桑塔格在《Noteson Camp》中以王爾德的鐫語作提示，使用斷想的形式，對這個文化現象做了下列的界定與解釋：“坎普的實質在於其對非自然之物的熱愛：技巧和誇張的熱愛。
它是對誇張之物、對“非本來”的熱愛，是對處於非本身狀態的事物的熱愛。坎普是嘗試去做非同尋常事。不過，這種意義上的非同尋常，通常是指特別、有誘惑性（如弧線、過於誇張的手），而不僅僅指用功意義上的非同尋常。”“其特徵之一，是將嚴肅之物轉化成瑣碎之物，這樣說不無道理：“它太好了以至成不了坎普。”或者，它太重要了，不夠邊緣（後一種說法後來更常用）。坎普趣味反感慣常的審美評判的那種好壞標準。……坎普的關鍵之處在於廢黜嚴肅。”
為了真正理解坎普，讓我們先來觀察另一個文化現象：丹蒂主義。丹蒂主義是19世紀初發起于英國貴族中的一種生活方式。這些貴族崇尚華麗、考究的服飾，彬彬有禮的言行，內涵精妙的高談闊論，優雅的消閒活動等等。他們蔑視平庸、忙碌、勤勞、進取的平民社會，用自己的高貴與悠閒諷刺、笑資產階級與市民階層。丹蒂主義傳法國之後，在沒有了貴族的法國社會中出現了一個新的丹蒂模型：悠閒地漫步于匆忙來往的人群中，觀察、遐想的人。總結起來，丹蒂主義非常看重形式美，嘲笑激情與嚴肅；蔑視實用主義。所謂坎普，無非是一種新丹蒂主義。桑塔格的藝術觀比高級藝術更高級，她的精英味比精英們更精英。
桑塔格一直以來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專門寫小說的作家。後來發生的情形與她的預期不遠也不近——“不遠”是說，她賴以名噪天下的，還是文字；而“不近”則是說，使其蜚聲文壇的不是小說，而是文論。其成名作《疾病的隱喻》更是與其個人經歷息息相關……要不是1977年她被診斷患有乳腺癌，要不是她為醫此頑癥頻繁穿梭于歐洲多家腫瘤醫院，要不是她因此不僅對頑癥之頑感同身受、更對加諸癌症之上的繁多隱喻倍感苦痛與羞辱，文壇裏多出個寫小說的作家當無大礙。而果真如此，讀者失去的，將是一個行文優雅縝密、精神自由不羈的“文論者”。
稿件來源：國際線上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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