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巴文化遺址中，不象北方中原地區那樣出土那麼豐富的商周青銅器，只在清江中下游地區零星出土有商周時期的豬形銅罄和青銅及倣銅陶等，這可能與這一地區產銅較少有關。但這裡出土的甲骨和陶印章卻很先進，不僅有用龜甲和牛的肩胛骨製作的甲骨，而且還有大型魚類的鰓蓋骨製作的大量卜骨，這是北方中原地區所沒有的，是我國甲骨發現史上的新發現。這裡出土的甲骨，比北方中原地區略微偏早，如北方中原殷墟出土的甲骨為晚商時期，而鄂西清江香爐石遺址出土的甲骨，既有晚商時期的，也有早商時期的。

    至於出土的陶印章，則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為商末周初時期，把我國印章起源的歷史提早了幾百年。由此也可充分說明我國早期巴人的文明程度是較高的，並不比北方黃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差。還有，早期巴人對死後葬地的選擇，也與北方中原地區的不同。根據我們在鄂西清江流域所揭露的巴人墓地情況來看，多是崖葬，也不見葬具，如在長陽香爐石遺址揭露的兩處早期巴人墓地，都是崖葬。在長陽隔河岩附近的深潭灣揭露的一處兩周之際的巴人墓地亦是崖葬，從早到晚一共埋葬了六七層 ，大人小孩和幼嬰兒個體總數多達120多具 。當然也有例外，在長陽溫泉對面的桅桿坪遺址上雖也發現一層多達30具的早期巴人遺骨，不是崖葬，但那是遷葬，屬於二次葬的一處墓地，是否也是從原來的崖葬處遷來，情況不明。綜觀早期巴人的多處墓地，崖葬明顯是其特點。難怪在各地所見晚期巴人的墓葬多為懸棺和船棺哩，這大概是由早期巴人的崖葬發展演變而來。

    結合考古材料再來看看巴人的起源，究竟是前述哪一種看法更為合情合理呢？

    首先，是到目前為止，尚不見有陜南漢水地區和湘北嶽陽地區的早期巴人材料的發現。大家知道，沒有考古材料作支撐，是很難說服人的。其次，是這兩個地區的有關文獻記載，也只是提到有古代巴人的活動，但並不很具體。

    至於鄂渝交界區的巫山說，其理由也不是很充分。雖唐初李賢在《南蠻傳》注文中引《世本》“君之先，故出巫”，一是不見於其他文獻，一是把它解釋為地名或族名，也未必正確。因根據《山海經》所記，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巫鹹、巫即、巫盼、巫姑、巫真、巫禮、巫謝、巫羅等10多位巫師（神巫或神醫），“巫”也可能是這樣的一位巫師。廩君五姓氏在聯合之前，未有君長，俱事鬼神，即信奉巫文化。《世本》是否就是說的這一意思呢？若是指信奉巫文化的一位巫師，那就同巫山一類的地名有別。即使“巫”是指氏族名，也應是巴人的一支，可“巴”並稱，只提廩君之先出於信奉巫文化的人，按理也是可以的。

    由上所述，巴人的起源，就只有鄂西清江（即古夷水）的廩君說，可以同考古材料相吻合相印證了。因廩君傳說最早為《世本》所記，《世本》所記內容為先秦以前的上古時代的情況，絕不能說它是戰國晚期的內容，特別是說廩君與神女交戰的一段情況，似乎還有原始社會母系氏族部落的歷史影子。即使就巴務相同樊氏、日覃氏、相氏和鄭氏等五姓氏的聯合來看，最遲也在夏代之前的原始社會末期的軍事聯盟時期。

    再從香爐石早期巴文化遺址的第七層堆積的年代看，恰是上承原始社會末期相當龍山文化遺存、下連早商時期的夏時期，這應該是巴人向外開拓的武落鐘離山赤穴時期，應在原始社會末期，這與巴人戰神女的故事情節所反映的時代也基本相合。因此，巴人起源的地點雖有多處說法，但真正符合或接近歷史實際的地點，非鄂西清江地區莫屬。因到目前為止，真正有典型巴文化遺址出土考古材料作印證的，只有清江長陽，別無他處。

    巴人的起源地點解決之後，對於巴人最初發展方向的看法，也不是沒有分歧。如有的認為巴務相走出赤穴後，是沿古夷水（即今清江）東下，有的則相反，認為是西上。究竟孰是孰非，能否準確弄清神女部落的鹽陽和廩君始建的夷城之地望，是其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