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就是藝術:東西方觀念藝術縱橫談(組圖)

2007-12-03 11:37:28  來源:綜合  編輯:楊冬霞   

  觀念藝術:自杜尚以來,西方藝術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興起的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革命性地挑戰了19世紀對藝術再現問題的追問。觀念藝術終止了從印象派開始的以不斷變化再現的視覺形式的進化論,而提出了用概念詞句代替色彩線條,以觀念的革命代替視覺的演進。如偶發藝術、大地藝術、激浪派、事件藝術、觀念藝術也成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重要的藝術形態之一。中國在80年代興起的新潮美術,正是一大部分藝術家一方面在借鑒了西方的理性主義思想的同時又反思藝術在中國當下的意義以及當下藝術對於中國傳統美學的重審、反思和確立。這類藝術家突破了傳統的藝術形式語言的敘述方式,注重思辨的思考結構,消解了中國傳統樣式的美學結構,又使得中國藝術具有了另一種辯證結構的觀念藝術。

  “觀念藝術”這個說法最早是在1961年,由一名叫弗林特的美國音樂家首先提出的。他說:“觀念相對於觀念藝術,就像聲音相對於音樂,它們都是基礎材料。因為觀念是和語言相聯繫的,所以觀念藝術是一種用語言作為材料的藝術形式。”戰後,在杜尚的啟示下,藝術家從幾個不同的方面展開自己的實踐。一方面,作為對抽象表現主義的反叛,這些藝術家們試圖重新恢復藝術作品中的描述性和敘述性因素,如勞申伯格,賈斯珀·約瀚斯。這些藝術家擺脫抽象表現主義過於強烈的“自我意識”、神秘主義傾向和純粹的形式語言,關注于現實生活的興趣和敏感性,關注物品所具有的象徵意義與文化內涵。這些藝術家比較明顯的共同點就是對於“現成品”的使用,也許是搬用杜尚的“反美學”觀念,強調了藝術家對作品最低限度的干預從而消解形式語言對材料的處理方式。像羅伯特·莫奡窗A丹·弗萊文等藝術家的作品,採用了“挪用”的方式。這也許就是從杜尚以來最早最直接的觀念藝術的表現方式。

  在中國,這類作品代表性的有蔡國強的《草船借箭》、王晉的《叩門》和張衛的一系列中國傳統繪畫作品。《草船借箭》挪用了中國三國時期赤壁之戰中,諸葛亮用計向曹操借箭十萬支的故事。草船借箭表現了一個借力的力量,用蔡國強的話來說,“草船借箭”正是體現在中國文化走向開放的時候,別的文化會像洪水一樣涌進來,和以前的價值觀和文化精神發生衝突,有抵抗、有影響,就必須得用對方的文化和對方的優點轉化為自己的力量來強大。所以他體現了一種美學的矛盾體。“挪用”成為此地和彼地不同意義位置的文化。同樣,也是此時和彼時不同意義的文化矛盾。

  美國有一位叫Joseph Schillinger的藝術家,用大約25年時間著成一部驚世之作——《藝術的數學基礎》,這部書把藝術發展的歷史進程分成五個區域:1.前美學,生物模倣階段;2.傳統美學,超自然的、宗教儀式的藝術;3.感性美學,藝術家的情感表現;4.理性美學,經驗的描繪;5.科學的後美學,大機器製作成為現實,精湛藝術產品的分配和消費,藝術形式和材料的融合,最終導致“藝術的瓦解”。西方藝術已處於最後兩個階段的過渡時期,數學邏輯藝術,即“少即是多”。物質開始向非物質化過渡。日裔美國藝術家小野洋子在上世紀60年代創作過名為《心畫》的作品,她指導觀眾在心中作畫,要求觀眾:“在你心中把一個方形的畫框想像成圓形。在其漸變之中,任意選擇一個形狀,並選擇與此相關的物件、氣味,聲音或色彩,置於其上”。語言作為材料的藝術形式是觀念藝術主要的特徵,在約瑟夫·庫蘇斯那埵乎比小野洋子運用得更為邏輯,他1965年的代表作《三張椅子》,將一張真實的椅子,一段字典上關於椅子的定義和一張椅子的照片並列在展廳中。在這件作品中概念作為一種獨立的因素從形象中抽離出來,概念處於比視覺更為重要的支配地位。讓我們聯想到柏拉圖對於藝術的定義。

  柏拉圖認為在宇宙中“理念”的世界是第一位,理念作為藝術比之於藝術作為現實中摹本的摹本更有說服力。英國概念藝術家基恩·阿納特的作品《我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他在胸前挂著一塊寫著“我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牌子,這種直接以符號——語言來面對“真實性的定義是否理由充足”的問題,也讓我們面對了“藝術的定義是否僅僅觀念即可”的疑問。在德國藝術家傑斯·豪森1990年的作品《無數字》,美國藝術家索爾·勒維特的《開放的幾何結構IV》以及丹尼·法文的《熒光燈裝置》中給觀眾呈現的更多是科學的、機械的、可計算的、可複製的理念。這種“數字”,“極少主義”的傾向在理念上使得藝術等同於觀念,而如果觀眾在看到這些作品不對藝術家的理念首先作一番閱讀,那麼這種藝術品將陷入無法欣賞的境地。這就使人產生另一個問題,如果當藝術不被欣賞,只是用來思考時,它是否成為哲學的解說? (文/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 儲楚)

來源:浙江線上-美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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